華為創始人任正非21日的講話，在全社會引發了一輪中國科技發展的思考熱潮。他對資本的警惕態度，也引起了不少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共鳴——談及為何不上市時他說“擔心資本貪婪的本性會破壞理想的實現”。

科技企業到底需不需資本支持？資本進入科技企業，到底是提供支持，還是進行破壞？這在華為身上似乎是一個矛盾。“我非常敬佩任先生的戰略思維，華為拿出相當比例的收入來做研發，拿自己的錢去投入。在中國企業里面，我很少看到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世界經濟論壇（WEF）未來制造委員會主席倪軍出席中經合集團股東2019年股東大會暨“數字化轉型：投資與創新”論壇期間，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。
     他認為，華為通過多年滾雪球式發展，體量足夠大，已經可以內部循環。但對于更多尚未建立起如此龐大生態的科技企業，還需要借助外來資金去提升研發能力。但是，近幾年社會資本（也包括了部分政府資本）大批進入商業模式創新類的移動互聯網企業，真正的硬科技創新創業公司沒有獲得太多的資本支持。這主要是投硬科技企業的回報周期長、風險也相對較大。不過他相信，根據科創板的制度設計，是可以將“講故事”的企業與“真科技”企業區分開，找到那些有實力、真正做研發創新的企業。而資本，可以幫助科技企業去創造更多“不可能”。
     倪軍2018年當選WEF未來制造委員會主席，他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、上海交通大學密西根學院創院院長，智能制造領域專家。從事先進制造技術的研究已經近40年，發表論文近500篇。《關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的實施意見》提出，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、高端裝備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節能環保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，推動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和制造業深度融合。
    倪軍對于人工智能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有比較深入的研究。他對記者表示，中國在消費場景的移動互聯網應用確實在世界上領先。但是，這與工業互聯網、智能制造業，完全不是一個概念。
中國智能制造現狀
  第一財經：科創板實施意見中提出，重點支持六大領域，并“推動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和制造業深度融合”。現在許多企業身上都貼著“人工智能”、“智能制造”的標簽，但哪些才是真正的智能制造企業？
倪軍：近兩年人工智能（AI）炒得非常火熱，甚至有些過頭了。給人的感覺是似乎未來所有的都會被AI取代。目前AI成功應用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語音識別、人臉識別，以及輔助決策領域。但這都不是智能制造。

智能制造，這個名詞比較“好用”。大家都說自己是智能化，沒有嚴格的標準，來判斷什么是智能化。有的是將簡單的自動化，等同于智能化；有的將信息化、可視化，等同于智能化。

有的民企老板見面喜歡向我展示他的“智能工廠”，拿手機給我看，你看我的工廠，機器都在動，我這是智能工廠。但這不過就是簡單的信息化、可視化而已。

智能化，最基礎的一個條件，是有數據來源。在最底層構建設備，然后以工業互聯網也就是物聯網，抓取數據并傳輸回來。第二，對數據進行可視化，以曲線、圖表的形式對數據進行直觀描述。第三，對數據進行深度分析、建模，將數據里更有價值的信息挖掘出來。根據應用場景不同，可以對機器進行自我調整、優化或輔助操作人員作出其他決策。


第一財經：很多科技企業會用酷炫的宣傳片，和絢麗的文字，來描述人工智能在生產當中的應用。但是，實際上，現在我們的智能制造，到哪一步了？

倪軍：在工業領域，無法簡單的把“Artificial Intelligence”用去解決問題，我倡導的應用方向應該是“Augmented Intelligence”，即對現有生產經營，根據不同的KPI指標進行提升。

將人工智能應用于工業領域，國內做的不錯的，華為應該是做的最領先的，但它離工業應用還稍微遠一點。阿里、百度等雖然在其他商業AI領域做的不錯，但離真正投入工業領域就更遠了。

可以看到很多國內企業都在往智能化方向發展，比如軌道交通，他們希望實現智能化。還有電力電網、煙草制造等，都要進行工廠的智能化改造。另外我接觸到好多汽車廠、地鐵公司、石化企業、礦業企業等，都要智能化。

只不過大家都還不太清楚，什么叫智能化。通俗來講，智能制造，就是你的設備能夠自我感知，根據設定的KPI指標進行自我判斷，并自我優化和控制或預警。

這些KPI指標，主要有四類。第一類，安全第一。有的企業最關注安全，高鐵、核電等領域，需要完全地安全。第二類，質量第一。有的企業對質量非常關注，無論如何不允許出次品。第三，成本控制第一。應用智能系統之后，成本要得到降低。第四，效率第一。工廠規模越大設備越多，協同提高效率、排除故障，對成本的影響就越大。另外，還有污染控制指標、資源利用指標等等。


第一財經：什么場景，可以直觀看到智能制造帶來的改變？

倪軍：舉個例子。一座無人工廠中，機械加工的刀具在無限次重復使用中出現了磨損。如果沒有人檢查，沒有發現，那它就會繼續使用，可能會生產大量的殘次品，造成巨大損失。

這是1985年我在美國讀博士期間，參與美國通用汽車一個科研項目的經歷。當時我們就在想，既然完全無人，那怎么發現磨損刀具需要更換？我們就開始將計算機應用到工廠中，希望能夠從數據當中，看出來道刀具需要更換了。

以安全生產或降低故障率為目標，進行智能制造，還面臨比較大的挑戰。因為對計算機而言，需要有足夠的故障數據，來學習、訓練，然后進行智能化處理。但工業界往往很難獲取足夠的故障案例。故障庫沒有那么大。

一個更突出的例子是核電或高鐵。這些領域對安全的要求是百分之百完全安全。一次事故就是巨大的災難。那么要應用AI，就很難獲得可以學習的故障數據庫。

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應用較為常見。比如我們跟中船工業合作，利用智能化改造，將一年油耗降低6%。如何實現的呢？一般大副開船都是靠經驗，但是智能化之后，可以根據洋流、風向等數據，來調節船舶開動的角度、速度，實現最優油耗。


第一財經：有人認為，中國借助移動互聯網，已經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實現“逆襲”，甚至說“杭州趕超硅谷”。你同意這種說法么？

倪軍：我們一直在觀察哪些驅動力，在幫助我們塑造未來的制造業。

我們已經毫無疑問處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當中。前三次科技革命的驅動力分別是蒸汽、電力、計算機，而第四次是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推動力。

在過去幾十年間，制造業生產范式發生了多次轉變。從美國福特創造的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“大規模制造”，到日本為主導的、關注成本控制同時關注質量的“精益制造”，再到美國、日本及歐洲國家推動的、關注品種豐富和多元服務的“柔性制造”，到2000年美國再一次創造出了關注對市場響應速度的新生產范式“可重構制造”。

那下一個生產范式是什么？那就是“智能制造”。目前主要參與方包括了美國、德國、日本，以及中國等。中國從201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。

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領導國是英國，第二次、第三次的領導國都是美國。而這兩次科技革命，真正使美國成為當今的超級大國。我們可以看到，美國、歐盟以及中國，都希望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爭做領頭羊。

不過，作為世界經濟論壇未來制造委員會的主席，我們也在倡議，希望更多國家共同參與第四次科技革命，實現包容性發展，而不僅僅是幾個主導國家。

中國近幾年經歷的所謂移動互聯網浪潮，出現了很多商業模式創新類企業。但是，新一輪科技革命需要的是硬科技創新。消費移動互聯網，它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據有利地位，它不是主導，只能是輔助。

第一財經：為什么智能化技術在工業領域發展這么困難？

倪軍：人工智能，需要大量數據進行學習和訓練。在消費場景中，消費者和商家都希望“貨比三家”或讓全世界的消費者都能看到他們的產品，因此分享這些信息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。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數據，數據越多智能化越強。但是工業場景，完全不是這樣。

大家不愿意分享數據，因為這是公司的商業秘密。如果我是英特爾，我是絕對不會讓數據離開我的企業。哪怕我買你的設備裝在我的工廠，對不起，這個數據我不會讓任何人拿到。

所以在工業領域實現“Artificial Intelligence”是很難的，但“Augmented Intelligence”是可行的，即“增強化智能”。

政策與資本的力量

第一財經：智能制造是國家重點支持的領域，你認為，政策支持，能否真正推動科技崛起？

倪軍：中國制造業必須轉型，這一點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全球最大，但是大而不強。就像我們很多原創的核心系統或芯片，并沒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們之前制定了很多長期發展規劃，大概有16個重點發展領域。

但是，我認為支持機制一直沒有理順。比如，從國家范圍來看，研發經費使用效率很低。

我們的高校里面有很多人在做科研，但是很大一部分沒有轉化，沒有產生社會效應。咱們的科技項目管理，經費使用非常不靈活。

比如一個100萬的項目，研究團隊可以做一個預算，把它消化掉。如果給你一個2000萬的項目，你不可能通過吃幾頓飯、培養幾個學生花掉，逼著進口了大量國外的設備。越貴越好，只要不被進口限制的設備，國內多得很。太浪費了。

實際上，我們的科技投入，養了一批海外儀器設備供應商。國家這么多科技投入，產出卻非常可憐。而且大量研究成果沒有得到產業化，只是出幾篇報告，找幾個專家評審一下，就束之高閣了。

近年來模式創新企業比較多。但是重復性模式，會帶來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。一個共享單車，可能確實改善了我們的出行。但是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小藍車、小紅車，以擠出原有競爭對手的方式，拿到對方已有的市場。一個被取代，然后又被另一個取代，把很多資源變成了垃圾。

那么大的社會資本，還有大量政府資本，如果這些錢投入了真正的科技企業，好幾個偉大的企業出來了也說不定。

第一財經：是否應該用更市場化的手段？但是資金往往流向可以快速看到回報的領域，而非國家希望流向的硬科技。

倪軍：從資本角度，許多創投機構喜歡砸錢“種企業”，特別是互聯網企業，快速做大規模，然后拿到納斯達克去賣，未來還可能拿去科創板賣。但是從國家角度、社會發展角度，是希望資源流向真正具有核心技術的企業，提升我們的科技水平。

這就有一個矛盾。資本市場大部分是希望賺快錢的，三年五倍五年十倍退出，以回報論英雄。但是科技創新，從某種程度上說，是一個國家行為、社會行為。很多科技創新，沒有長期研發投入，沒有實現成果轉化，是賺不到錢的。

我認為，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科創板，不要求一定盈利，只要證明聚焦前沿科技、有持續創新能力，也可以上市獲得融資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。但有一個前提，就是科創板能夠選出，真正有實力、真正做科技的企業。

第一財經：你認為科創板能做到這一點么？

倪軍：我跟上交所負責科創板的管理層聊過，也跟紐交所、納斯達克專門負責中國企業的管理層有過交流。大家各有各的憂慮。

比如納斯達克，科創板推出后對于中國科技企業到海外上市還是有影響的，對此他們應該是有一些擔心的。

上交所很清楚科創板要選什么樣的企業，但也比較擔心，如果企業進入科創板，流動性不足，企業依然融不到資金怎么辦？新三板的發展經驗，也讓這一次科創板推出更加謹慎。

但我比較樂觀。因為目前推出的制度設計，是可以真正找到那些有實力、真正做科技的企業的。

國家已經明確了重點支持的方向，但是只符合大方向還是遠遠不夠的。還需要在研發投入、研發成果等方面，都達到一定的指標。通過這些機制，起到一個過濾作用，將講故事的企業和真正做科技的企業，區分開。

這些指標主要就是上交所在推薦指引中提出的“6個是否”。

（是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，是否擁有高效的研發體系，是否擁有市場認可的研發成果，是否具有相對競爭優勢，是否具備技術成果有效轉化為經營成果的條件，是否服務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、可持續發展戰略、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國家戰略。）
第一財經：如任正非所說，資本是貪婪的，可能會影響科創企業實現理想。你認為上科創板對一個科技企業來說，到底意味著什么？

    倪軍：很多企業，都是靠融資去做研發投入。我很佩服任正非先生，華為拿出相當比例的收入來做研發，拿自己的錢去投資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但是也要看到，華為發展早期，也是受益于各地方政府的資源支持。只不過現在華為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內部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，具備了自己造血的能力。對于一些還沒有像華為這樣能夠建立起一個生態的科技企業，就需要借助外來的資金投入，去提升研發的能力。
有很大一部分真正做企業的人，如果有別的辦法可以解決現金流問題，他不會輕易上市。因為上市之后，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在顯微鏡下，很多創業者或者企業家，都不喜歡這種管制。但是，資本的支持，可以讓科技企業成為更偉大的企業，創造更多之前不可能創造的東西。比如Google，剛開始只是一個搜索引擎，但是發展足夠大了之后，就可以搞人工智能，搞自動駕駛，搞更多更高級的創新。比如Facebook，從社交媒體開始發展，現在也在向科技企業轉型。
    第一財經：華為的“備胎”思路近日也引發高度關注。有觀點提出，之前我們評價一家科技企業是否受制于人，往往會看對這家供應商的成本支出占比。但現在似乎要換一個角度，哪怕一個很小的零部件，成本占比微乎其微，卻也可能會成為最掣肘的部分。
     倪軍：經過二十多年的制造業全球化發展，幾乎已經沒有一個東西是完全靠一個國家單獨生產出來的。波音飛機不是美國一家制造的，是全球幾十個國家做的東西集成的。可能你手中這支圓珠筆，很多零部件都不是中國的。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全球生態。
這就要求我們的企業，更加重視供應鏈管理。比如拿出70%的資金與主要供應商合作，同時20%去扶持一個“備胎”，10%還要給“備胎”培養“備胎”，就是“721戰略”。而“備胎”里面，至少有一個要在中國。